中央银行对货币创造的垄断性已经由宪法性决定导入进来—货币创造的问题是以国家中央银行创造现金货币的决策的形式来解决的。
即，该行为是否由既定规则所认定的组织做出、是否按既定程序、是否赋予相对人辩论机会。可见大学自治还只是作为立法的补充原则而已。
同时在理由书中进一步指出：举凡与探讨学问，发现真理有关者，诸如研究动机之形成，计划之提出，研究人员之组成，预算之筹措分配，研究成果之发表，课程设计、科目订定、讲授内容、学力评定、考试规则、学生选择科系与课程之自由，以及学生自治，大学内部组织、教师聘任及资格评量等，都属于大学自治的范围。郑某参加某警察大学研究所硕士班入学考试，并顺利通过初试、复试口试。但是，基础关系与经营关系划分标准并非清晰明朗，存有争议。特别自刘燕文案后，如何防止司法权干涉大学学术自治成为关注的焦点问题。[8]赖恒盈：告别特别权力关系（上）—兼评大法官释字第684号解释，载《月旦法学杂志》2011年第197期，第114页。
【摘要】大学自治权不仅涉及与外部国家公权力的关系，也涉及与内部学生权利的关系。因此，有学者发表评论高度肯定该号解释，认为解释打破学校领域的特别权力关系，具有开创性意义。公共性的中央银行只能通过利率调节来间接影响这些私人性的货币创造。
[19]宪法时刻并不限于政治领域。可以清楚识别出正常增长和病态形式（换句话说，就是成瘾现象）之间的差异吗？就法律情形而言，很清楚的是，法律不只是解决冲突，然后就刀枪入库了。3）在环境事务中诉诸司法。在政治、行政和司法相互分离之后，行政和司法的政治化趋势应该得到了限制。
现在，纯货币改革则把私有宪法性主体所具有的货币创造能力回收到公共宪法性主体（并非必然是国家机构）的手中。社会宪法总是有赖于法律，而法律则有赖于政治基于其权力而对暴力的垄断。
[49]关于这方面的观点，参见前注[5], Binswanger书，第114页。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协调将不再依赖商业银行的盈利动机，而是有赖于中央银行对整个经济后果的审慎权衡。但是，仅仅谴责经济那就错了。不过，这一可能性可以被处理为足够小的发生概率。
不过，这样解释可能太轻飘飘了，如果说不是造成误导的话。下面，我将集中讨论纯货币制度。而是指灾变处于直接、即刻发生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抵抗成瘾的个人要么被卷入这一强迫性过程，要么，就被排除于充满风险的游戏之外。
今天，在金融危机时期，紧急救助措施这样的国际性合作产生了效果，跨国政治因此做出了极其令人信服的反应。在当今的货币体系中，稳定和零增长是不可能的。
Supra note [68], Brunkhorst, 76 ff;supra note [82]，Wahl, p. 240.[101]事实上，当中央银行高度依赖政治时，它们把自己转变为混合性制度。[37]在国际私法的脉络下，相关讨论参见Giesela Ruhl, Party Autonomy in th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ofContracts: Transatlantic Convergence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in: Eckart Gottschalk, et al. （eds.），Conflict of Laws in a Globalized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pp. 153-183, 177 ff.。
以此方式，极为夸张的商业循环和股市循环就被创造出来：一越来越多的货币过度供应以及相应的价格通胀，还有，资本市场证券价格不断上扬（投资泡沫、资产价格膨胀）。这有赖于是否会出现阻止增长动力机制（迈向）正反馈式灾变的反向结构。它们的地位可以与宪法法院的地位进行最大限度的比较—宪法法院矗立在法律系统位阶的顶峰，并对高度政治性的决策负责，但是无需变成政治系统的一部分。[34]微观宪法的候选者不仅存在于全球经济中那些被组织起来的部门中，比如公司和银行，而且也存在于一些自生自发的领域中：[35]—消费者政治化：个人和集体偏好不再是与生俱来地，而是，通过消费者行动、消费者运动、抵制、产品批评（product-criticism）、生态标识、生态投资、公益诉讼以及其他生态可持续性表达等等，偏好已经获得了开放的政治化。关于自发领域和组织化领域，参见前注[35],Teubner文。其还需要通过银行部门的内部科层化（internal hierarchisation）以便获得稳定，并且，这一科层稳定化的获得来自于约束性法律的硬规制。
托依布纳（Gunther Teubner）教授寄语中国读者：在这篇论文中，我处理了当代西方社会最大的失败—功能极端分化的黑暗面。相反的方案则是经济紧缩，但从长期来看，这是与当今以货币为中心的经济体系不相容的。
2．通过不产生债权关系（无利息并且无需偿还）的公开发行，让货币进入到市场循环中。政治不会对专家关于不良发展的批评做出（敏捷）反应，而是要等到揭露政治丑闻的戏剧上演后才会疯狂补救。
有人认为，由纯货币实现的宪法制约功能其重要性还不止于此。因此，宪法约束了经济操作。
由‘能够支付＝不能支付这个基本等式所造成的整个系统崩溃、悖论重新出现、所有操作堵塞等等逻辑和经验可能性并没有被根除。[41]在欧盟层次上，从一开始就有充分理由让纯货币改革获得制度化。[102]Karl-Heinz Ladeur, Die Autonomie der Bundesbank: Ein Beispiel fur die institutionelle Verarbeitung von Ungewi? heitsentscheidungen，3 Staatswissenschaften und Staatspraxis （1992），486-508.[103]参见前注[5] , Senf文。以此方式，基于法律对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相互关系的程序性和组织性规范的调整，其在处理经济循环悖论的过程上做出了贡献。
这对于其他社会分支领域的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而言有什么启发？为了制止病态的强迫性增长，借鉴政治之自我限制的历史模型，导致变化的刺激就需要产生持久的反向结构，以便在最微观的毛细血管中对支付循环产生影响。结果，银行周期性地创造货币，并超过了限度。
[58]在宪法社会学中，这一面得到了强调，参见前注[53] , Prandini文，第316页。[75]在全球性公共秩序和私人秩序宪法化的名义下所意指的，只不过是指那些部分由于国际法、部分由于私法和自治法而对社会领域所施加的法律化—因而绝非宪法创制。
与这个概念相关的是，社会子宪法躲得远远的。这种破坏性后果只能通过（社会系统）的自身反思和自我限制的决策才能克服。
[82]这是针对社会宪法主义所提出的最为重要的批评，对此所给予的特别强调，可参见前注[68],Brunkhorst文，第76页。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的公约这类全球性制度，比如哈瓦那宪章（the Havana Charter）、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89]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只能如此被宪法化，即每个子系统反身性地运作，以发展出针对自身的宪法性原则，而不能受到政治的导控。外部力量虽然可以激发或启动这种内部反思，但是却无法替代内部反思。
然而，在评价制度化宪法的至上性上，本文这一表述与格林之间仍然存在着观点上的差异。James Robertson,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Two Proposals. Memorandum，in:（ed.）Inquiry into the Banking Crisis. Evidence Submitted to the House of Commons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Treasury （2009），http://www. parliament. uk/parliamentary_committees/treasury_committee/tc0708pn85. cfm, last access: 12th May 2010;Bernd Sen f , Bankgeheimnis Geldschopfung （2009），http://www. monetative. de/wpcontent/uploads/bernd-senf-bankgeheimnis-geldschopfung-apr-09. pdf, last access: 12th May 2010.[6]Joseph A. 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p. 153．对熊彼特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可参见Augusto Graziani, The Monetary Theory of P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82 f。
全球经济宪法为经济领域内部的两种相当不同的宪法性操作提供了一个拟制的单一公式（a fictitious unitary formula）。经济则与此不同，为了实现自我宪法化，需要来自法律的大量干预—虽然从综合程度来说比不上政治对法律的需求。
目前，在关于欧洲央行的立法中，第16条需要做一些改动（如下以斜体表示）：理事会垄断性地拥有在共同体内许可发行法定货币的权力。[30]正如上文所述，社会子结构的预期过程就是对迈向自我摧毁和环境破坏的内生趋势所施加的限制。